最初的“好方”固执使用 成了“坏方”

不明方理而取效，便容易“执方”。初用本是对证好方，但是随着时间和人体的变化，最初的“好方”已经不再适合，继续固执使用，便成了“坏方”。

　　 方是死的（有明确的规范），但用方之理却是圆融的。执方的错误，错不在方，在用方之人，在于对用方之理的漠视。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不当守方时的危害。

　　 一个例子出现在《王绵之方剂学讲稿》讲四逆散时：

　　 1961年，在带我校第二期西学中班教学门诊时，有一个慢性肝炎病人陈某某，56岁。这次来不是看肝炎，而是精神抑郁。他说由于长期服柴胡，而且每次服八钱，连服年余后，不仅产生耳鸣还发生了脑鸣。这是因长期服柴胡伤肝阴，以致把相火挑动上来；不仅产生耳鸣，而且头胀头痛，脑鸣，整天头里轰轰响。后来发展到觉得有一股热气从尾椎循后脊梁向上到大椎，后来分散成两股从风池处入脑，这样脑鸣更甚，心里就非常烦，烦得人失控，必须得出去走，但神志很清楚。

　　 这个病人很典型，说明挑动的相火循着督脉上行，所以我在治疗时首先平肝宁心、滋阴降火，一开始就用了重镇的药，最后情况好转了，肝病也解决了。

　　 这个案例的问题不在于用柴胡，而在于“长期服柴胡，而且每次服八钱，连服年余……长期服柴胡伤肝阴”。初用柴胡应该是得效了，否则不会继续用，长期用，问题是得效就可以久用吗？

　　 李东垣曾讲过一句话：“不可以得效之故而久用之”，值得深思。时间在变、人在变、病在变、症在变，为什么方子可以一直不变呢？中医有对病之方吗？关于这些的思考，都应该是理的范畴。笔者经常思考一句话，“无理寸步难行”，这句话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医的临床实践。

　　 另一个例子是笔者一个患者的经历：

　　 80多岁女性，2009年患窦性心动过缓，时有房速，被诊断为“慢快综合症”。夜间最低心率仅每分37次，西医院准备为其安装起搏器。患者偶尔看到《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60例》一文，拿了文章求医。某医按论文上的药物及剂量处方，从2009年9月14日开始服用，只是附子的剂量有所增加，还加了一些无关大局的药。

　　 3个月后做动态心电图检查，平均心率达到61次每分，最低心率由37次上升到43次，按所参考论文的标准已达显效。该医生视附子为“抗衰老、抗氧化”之品，嘱患者继续服用。继服5个月后，患者开始足底麻木，第6个月出现足背麻木，第7个月感小腿疼痛，第8个月大腿出现疼痛。患者去看神经内科，诊断为“小纤维神经病”。后求治于笔者。

　　 可叹前医不知“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的原则。中医治病为纠偏，在纠正的时候却不可创造新的偏，须知“中病即止”。“抗衰老、抗氧化”之现代药理是不能指导中医治疗实践的，如此不明用方之理去执方、不明人体之理去治病，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害人”的结果。

　　 真理跨出一步就是谬论。患者想找的中医师应该是“会用中医思维、中医理论随时指导其临床实践”的医生，与职称、学历无关。

　　 什么叫中医思维？准确的定义有待探讨，但是“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见病知源，治病求本”、“谨和阴阳，以平为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些都应该是中医临床的规范。如果再不强调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诸如上述无理“执方”的悲剧会不断地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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