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提出与建立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Chinmedomics）研究方法的建立与实施，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方法学意义上的创新，有助于揭开中医方剂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这个复杂的“黑箱体系”。日前，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医药代谢组学研究高峰论坛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西苑医院，中国药科大学的多位中医、中药及药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这样认为。会议就代谢组学技术在中医药研究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并围绕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王喜军教授首先提出并建立的“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研究体系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提出与建立

　　 　　“辨证论治，方证对应”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色与精华。其中，中医的‘证’是论治的起点和核心，证候一直是中医药研究的核心问题；方剂则是中医临床用药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中医药的科学性和临床有效性已为数千年的实践所证实，但方剂所对应的证候或疾病的模糊性，方剂效应的整体性和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却难以在现代科技的话语体系中有效阐明。

　　 　　如何有效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体系，是中医药科学研究乃至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性问题。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王喜军教授在建立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整合代谢组学的理念和技术，开展中医证候和方剂整体疗效评价及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提出中医方证代谢组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体系，即用代谢组学进行中医证候生物标志物的确定，通过方剂对证候标志物的影响评价方剂的整体效应；用血清药物化学研究方法研究中药方剂服用后体内的化学成分，并将体内成分与标志物相关联，进而阐明方剂的药效物质基础。多位业界专家认为，该研究体系为方剂、证候等中医药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带来了方法学创新。

　　 　　近年来，作为系统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后基因组时代出现的代谢组学研究方法发展十分迅速。王喜军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计划“基于代谢物组学的中医证候本质及方证相应的研究”项目支持下，通过整合血清药物化学研究方法和代谢组学技术，并在开展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目前已形成了“证候-方剂-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的技术体系和研究平台。他们还利用代谢组学方法，发现了中医黄疸病证候的关键生物标志物，并应用高通量、高分辨、高灵敏度的分析仪器，结合模式识别等生物信息学技术，建立了中医黄疸病中阴黄证、阳黄证的特征性代谢模式，并从代谢物角度解读阴黄证和阳黄证的科学内涵。首次从代谢组学层面揭示黄疸病的发病机制，为阐释中医证候的生物学本质，证的诊断客观化、规范化和病证分型治疗提供依据，有利于提高临床诊断准确率，在相关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反响。该研究团队还相继研究发现了肝郁脾虚、消渴病、不寐证、肾阳虚等证候或动物模型的生物标志物。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研究技术必须先进行所选疾病的中医辨证分型及专家的准确诊断，再通过采集证候样本或模型动物的血浆、尿液或其他体液，进行代谢产物谱分析，找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通过标记物聚焦及验证等途径确认生物标志物，并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生物标志物的功能、代谢途径；建立与中医证型生物标志物群的相关模型，探索中医“证”的物质基础和分子生物学诊断指标，从而对相应的病证结合药理模型的潜在标志物群和临床相应病证的标志物群进行桥接研究，以确证病证结合药理模型的合理性与代表性；进而阐释相关方剂的作用靶点、效应机制，发现效应物质基础，从根本上阐明方剂配伍规律及其有效性的科学内涵。

　　 　　中药现代研究须从中医关键科学问题入手

　　 　　“中药现代化研究一定要以中医临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本次高峰论坛上，这是中医、中药学者们的共识。大家一致认为，中药研究必须从中医的关键科学问题入手。

　　 　　“找到阐释人体健康和疾病的生物标志物，把中医‘病’和‘证’有机结合，可能是中医药未来最好的研究模式。”曹洪欣教授在发言中说，方证代谢组学研究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在人体上提出问题、开展研究并解决问题的，这才是转化医学的应有之意，并且与中医从整体上认识人体的思想是同向的。而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理和评价中医药的疗效，正是目前中医药研究的关键问题所在。他认为，中医药的研究目标和任务，一方面是在临床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则是要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揭示中医药科学性，提高中医药在科学界的地位和话语权。

　　 　　与会专家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经验，对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研究体系进行论证，提出可能存在的瓶颈制约因素，并从定量代谢组学、整合代谢组学等角度探讨下一步解决和提升的办法。

　　 　　清华大学罗国安教授认为，在中医药代谢组学研究中要重视中西医评价体系的结合。首先在方剂疗效的评价上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加强中医证候评价的可量化、客观化、数字化研究；吸收西医诊疗指标和生命科学中一些新的表征手段，将中医证候评价指标、西医常规评价指标以及系统生物学等新的评价指标整合成为综合的评价体系。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天然药化教研室主任张卫东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如何将生物标志物研究与中医药研究有机结合的思路。他认为代谢组学有助于在中药研究中更好地体现中医整体观、辨证观、动态观的先进思想，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有通过对各种组学进行整合，增加数据挖掘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

　　 　　“目前中医药学的研究正逐步被推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对此，我们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又要有足够的自信心。”王喜军教授说，进入本世纪以来，系统医学及网络药理学的出现为中医方剂疗效评价及方剂配伍科学价值的认知提供了有效手段，联合干预及个体化治疗临床优势的凸显也为中医辨证论治及方剂配伍在解决慢性复杂多因素疾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就更需要我们阐释证候的本质及方剂的有效性及其药效物质基础。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研究体系的建立既能体现中医方剂自身特点和优势，又能成为被国际医学界接受的疗效评价和机制研究的平台，将其与中医辨证施治理论相结合，将很可能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突破口。由此深入，可实现系统生物学方法与中医整体观的结合和统一，将在真正意义上阐明证候本质和方证、方病相应性，并有助于方剂配伍规律及机制的阐明，提升国际医药界对中医药科学价值及使用价值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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