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症治之”而非“随证治之”

　　 　　现代意义“证”的历史，不超过60年。最初提出“证”，是为了强调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种规定或者约定。

　　 　　“随症治之”只是针对大原则顾及不到，需要灵活处理的“坏病”的对症治疗，不能将它人为地抬高，成为“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所以，“随症治之”是针对“坏病”的应急对症治疗，并非《伤寒论》主流。

　　 　　“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这是张仲景为后人创立的治“坏病”的治则（注：现行很多书籍，此句中的“症”多为“证”。二者的区别详见后文）。而时下也有一种思潮很流行，即重视“方症对应”、“方病对应”等，关注方药超过了对人与病的关注。

　　 　　这种思潮的直接影响，就是“随症治之”，对症候群用方被现在很多中医学子、甚至中医学者误认为是中医“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但这是对中医“临症察机”、“见病知源”、“治病求本”主流和正确思维的歪曲和误解，需要警惕。

　　 　　是“随症治之”而非“随证治之”

　　 　　理解古人 先还文字原貌

　　 　　笔者认为，在刻意抬高“随症治之”的过程中，有一个桥梁——辨证论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先假定了辨证论治的公理地位，然后在《伤寒论》中寻找理论依据，于是“随症治之”便被选中，并命名为“随证治之”。

　　 　　如果辨证论治不再拥有公理的地位，那么对“随证治之”的误解便容易得到纠正。如果古人并没有本质的、概括层面的“证”的概念，我们就应该还原古人本义的文字。只有还原了古人文章中的关键文字，我们才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古人所要表达的涵义。

　　 　　有学者认为，文字的问题，不必太认真，只要在当今中医界形成共识，相互讨论时可以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就可以了。

　　 　　问题是中医历来强调“读经典”，读经典首先要做的就是读懂经典，如果文字的古今变迁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就需要引起格外重视。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今人之间的交流，而是与古人之间的交流。《论语·子路篇》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因此，关于“证”的“正名”问题，不可忽视。

　　 　　症与证的渊源

　　 　　《汉语大字典》释“症”曰：“病象。有时也泛指疾病。也作‘證’。”而对“證”、“証”、“证”的解释则分别是：“證，病症。后作‘症’。”“証，同‘證’。”“证，‘證’的简化字。”由此可知：古代的“证”即现代的“症”，两者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古书中见到“证”，可以直接改为“症”。这样做，更利于读懂古医书。

　　 　　现代意义“证”的概念，历史究竟有多长？“证”和“症”有了明确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现代意义“证”的历史，不超过60年。最初提出“证”，是为了强调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种规定或者约定，“不仅同传统中医学固有的概念和特点相抵触，而且违背了语言学的规律。”

　　 　　证、症的强行区分，发端于西学东渐之后，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谈“证”这个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概念，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前提：目前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是近代中医学界为沟通中西，适应时代潮流，以西医学为参照系，在“科学”化的背景下，将中医学中的某些固有内容作另行规定的产物。“证”的概念即其一。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所著的《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一书认为，“证”作为一个固定概念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并推测这样做是为了“尽量使中医基础理论沾染上‘辩证唯物论’色彩的缘故。”

　　 　　当前，如何评价辨证论治的历史功过需要另当别论，我们可以直接去做的，就是在读古书时见到“证”，可直接改为“症”。“随证治之”既然出现于《伤寒论》，直接统一为“随症治之”，当不存在异议。

　　 　　“随症治之”是应急之计 并非《伤寒论》主流

　　 　　《伤寒论》是将中医理法和经验方药成功结合的奠基之作，所以对中医临床影响深远，可以说是中医临床的源头和范例。

　　 　　很多学者在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都会在《伤寒论》中找依据。不过在更早的时候就有学者提醒，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式的学习并不利于中医经典的传承。当前应该做的是“寻找本意读伤寒”的工作，尽量还原本意然后从中挖掘仲景的思想，那才是真正的善学者。

　　 　　谈到“随症治之”，先不要谈它的意义如何大。而应先将之还原到仲景的文字中，先弄明白仲景的本意，在这个前提下，再去“兼听则明”。

　　 　　《伤寒论》中，关于“随症治之”的直接表达和类似表达，有两处：

　　 　　一处为16条：“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

　　 　　另一处为267条：“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将此两条合参，我们可以容易地得出：汗吐下、温针等治疗后，病不解者为“坏病”，不能再用桂枝汤、柴胡汤。该怎么办呢？应该找到治疗错误的“逆”处，做对症的处理。“汗……吐……下……温针”与“坏病”、“逆”、“（随症）治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割裂开来看。“随症治之”只是针对大原则顾及不到，需要灵活处理的“坏病”的对症治疗，不能将它人为地抬高，成为“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所以，“随症治之”是针对“坏病”的应急对症治疗，并非《伤寒论》主流。

　　 　　除了“随症治之”的对症治疗。《伤寒论》中还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一是不厌其烦的日数表述，以及整齐划一的“欲解时”，所昭示的是时空统一的中医基本原理。（六经为病位，时间和空间通过中医“人与天地相应”的系统观念，统一为一个整体，于是出现了中医的时间医学。）根据这种原理的治疗，是以人为本、奉天承运的从理治疗，很多情况可以不用药。

　　 　　二是49条“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58条“阴阳自和者，必自愈。”59条“勿治之，得……必自愈。”71条“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93条“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145条“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341条“厥少热多者，其病当愈。”376条“……不可治呕，脓尽自愈。”398条“病新差，人强与谷……损谷则愈。”

　　 　　《伤寒论》中如此众多“愈”的表述，提示的是可以不用药“候气来复”的自愈，以及用药要不伤人体、为自愈扫清障碍、提供条件的健康治疗。

　　 　　三是《伤寒例》中讲到“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伤寒论》序中讲“平脉辨症……见病知源”。这两个“源”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是针对病因病机的综合治疗，与对症用方用药治疗有天壤之别。

　　 　　以上三点，只是初探，一定有很多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中医的精髓已经有所体现，这些才是中医的主流。不识病，只求方，为“执方欲加”者或为寻找“方剂的使用证据”者，追求的是下医之道。

　　 　　中医祖先对后人有治未病之病、欲病之病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伤寒论》中已经做了很多明示。只要我们放下固执，便会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伤寒理法世界、便会更多地关注人、关注人为什么得病以及如何可以不得病。中国中医科学院仝小林教授讲过一句话：“对疾病认识和把握的程度，决定了疗效。”将关注的重点从方药上移开，落实到人和病上，笔者非常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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