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润安论黄芪

　　　　黄芪，《本经》谓其“味甘，微温，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大风，癞疾，五痔，鼠瘘，补虚，小儿百病。”

　　　　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结合《痈疽篇》、《素问·风论》、《生气通天论》和《灵枢·营卫生会篇》等篇中关于卫气营气和三焦的论述，认为痈疽乃营卫之病，而营卫属三焦，三焦属中土。黄芪色黄味甘，气微温，“直入中土而行三焦，故能内补中气（上焦），中行营气（中焦），下行卫气（下焦）”，“一源三派，浚三焦之根，利营卫之气，故凡营卫间阻滞无不尽通”。所以，通营卫实为黄芪之主要功效和特长。营卫得通，则所谓“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之痈肿，以及“卫气有所凝，故肉有不仁，营气热胕不清”之厉风等自然得治，正所谓源清流自洁者也。所以《本经》把“主痈疽”及大风等皮肤中病列为黄芪之首功，是与《内经》的论述相一致的。

　　　　《别录》云黄芪“利阴气”，此何谓也？这又牵涉到用阴阳之理来解释。根据《素问》所谓“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邹氏认为，“阴不胜阳者，非黄芪所能为力；阳不胜阴，则阳不上而五脏气争，阴不下而九窍不通”。他并引刘潜江的话说：“盖阳不得正其治于上，斯阴不能顺其化于下。旨哉言矣。”所以，如阳气下陷所致之虚热，小便不通或尿血等都属于阴气不利，正适宜用黄芪。“盖阴之降，实本于脾胃之阳旺”，阳旺自能化阴。故利水消肿之方多用黄芪，如防己黄芪汤、防己茯苓汤，都是仲景治疗风水、皮水的名方。近代名医张锡纯之气淋散亦用黄芪为主药。故所谓黄芪“利阴气”者，决非仅行营气、逐恶血也。

　　　　按一般《中药学》教材上讲，黄芪有固表止汗作用，然而邹润安却提出“仲景《伤寒论》绝不用黄芪，即如汗出阳亡，似与黄芪之强卫固表相宜，亦终不及，何也？”他对此分折说：若伤寒汗多亡阳，则系阴气逼阳外泄，必以附子振其阳，阴霾始散，汗乃得止。而黄芪所止之汗，“则系卫阳盛蒸逼营阴，阴气泄为汗者，用黄芪则既能使营阴充不受阳蒸逼，又能使卫阳不蒸逼营阴可矣”。所以，黄芪与附子之止汗原理是相反的，“四逆汤若用黄芪，谓之闭门逐贼”。后世止汗诸方，如当归六黄汤、玉屏风散等，“其用黄芪非特借以固外，实恃以和阴，使不迫于阳”。

　　　　邹润安还比较了防己黄芪汤与防己茯苓汤的异同。他认为“两方虽皆用黄芪，其旨终不同也。防己黄芪汤证（风水，脉浮，汗出，恶风）病本向外，则乘势壮营卫之气，使水湿从标而解，是用以厚表气，故分数甲于一方。防己茯苓汤证（皮水，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病不向外，则通其水道从本而解，是用以利阴气，故分数退居茯苓下与桂枝并。”可见两方虽同为治水，但由于病位及病势不同，故黄芪之用量和配伍亦不同。邹氏还指出：“黄芪非止汗者，特能行营卫中气，营卫中气行，邪气遂无以干，则汗自止耳。”那么，黄芪又是否能发汗呢？邹氏认为也不是，“黄芪能行而不能发”。虽然仲景书中有“诸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宜桂枝汤加黄芪”之文，但这里用黄芪并不是用它助发汗，而是用其益营卫中气，浚营卫之源。

　　　　那么，黄芪又是否属于纯粹的升提之药呢？邹氏认为也不是。他说：“黄芪非能降也，亦非能升也。”他以《金匮要略》治疗历节之乌头汤（麻黄、芍药、黄芪、川乌、炙甘草、蜜）和治疗黄汗（腰以上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身疼重，小便不利等）之桂枝加黄芪汤为例，说：“两者病皆在下，并治以黄芪，则似黄芪能降，乃其汗出并在上体，又似黄芪能升，殊不知黄芪专通营卫二气，升而降，降而复升……凡病营卫不通、上下两截者，惟此能使不滞于一偏。”也许是基于此相同的认识，所以最擅长于应用黄芪者莫过于同时代的王清任。其所创立的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达四两，是治疗气虚而瘀阻于络之中风偏瘫的名方。其余以黄芪为主药的方剂还有补中益气汤，升陷汤和举元煎等。值得一提的是当归补血汤一方，明明是以当归补血，何以重用黄芪为主药？诸家解释多以补气生血为由，但皆不及张璐的解释。他说：“然方中反以黄芪5倍当归者，以血之肇始本乎营卫也……以营卫和则热解，热解则水谷之津液皆化为精血矣。” 

　　　　总之，邹润安认为黄芪的主要功效是通营卫，利阴气，升而降，降而复升，非止汗亦非发汗，是皮肤中病黄芪皆治之。其认识较一般《中药学》教材所列深入一层。他还说“欲补虚者，通营卫为长”，故黄芪、桂枝皆为通营卫补虚之要药，观仲景《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篇中列黄芪桂枝五物汤、黄芪建中汤二方，即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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